那年的村庄
第1章 供销社的柜台
1982年秋老虎还没褪尽的午后，日头把北方小镇的土路晒得发白，风卷着路边杨树叶的碎影，扫过林建军磨得露了棉絮的蓝布褂子。
他攥着裤兜里那五毛钱，指节捏得发紧，硬币边缘硌得掌心发疼——这是他从砖厂干了三天零活，跟工头软磨硬泡才预支的零花钱，原想着给刚拿到县一中录取通知书的妹妹林建梅买支新钢笔。
供销社的木门推开时“吱呀”响了一声，带着一股樟脑球混着肥皂的味道。
柜台是深褐色的木头，擦得发亮，玻璃柜里摆着搪瓷缸、的确良布料，还有几排用硬纸板隔开的钢笔。
林建军的目光一下就钉在了最右边那支英雄牌上：银灰色的笔帽，笔杆上印着细巧的花纹，标签上“3.20元”的红色数字，像根细针，扎得他眼睛发涩。
“同志，要点啥？”
柜台后穿蓝布制服的女人抬起头，手里还翻着本旧杂志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烦。
这镇上的人她大多认识，林建军家的光景更是谁都清楚——土坯房在镇子最东头，母亲常年咳得首不起腰，父亲早几年在砖窑塌了时没了，家里三个孩子全**亲缝补和林建军打零工凑活，是出了名的“困难户”。
林建军喉结动了动，没敢指那支钢笔，只含糊地说：“我看看……看看笔。”
他凑得离玻璃柜再近些，能看见钢笔帽上的金属夹闪着光，心里盘算着：五毛钱，还差两块七，要是再去砖厂干上十天，说不定能凑够。
可转念又想起母亲昨天夜里咳到后半夜，家里的止咳糖*早空了，弟弟建强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，那二十块工钱刚到手，一半给了药店，剩下的买了粮票和玉米面，攥在手里的五毛，己经是能匀出来的极限。
“看也得有个准头啊，”女人把杂志合起来，“要我说，你们这光景，买支一毛钱的铅笔凑活得了，钢笔那是干部家孩子用的。”
这话像块石头砸在林建军心上，他脸涨得通红，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捏着那五毛钱，指节泛白。
他想反驳，想说妹妹考了全县第三，想说妹妹在油灯下写作业，铅笔头都握不住了，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——人家说的是实话，贫穷像层透明的膜，把他和那些“该有的”隔开了，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。
这时，供销社的门又响了，进来个穿国防绿上衣的年轻人，手里攥着张十块的票子，冲女人扬了扬：“给我拿支英雄牌，就是最右边那支。”
林建军的目光跟着那年轻人，看着女人熟练地打开玻璃柜，把那支银灰色的钢笔拿出来，用软布擦了擦，递过去。
年轻人接过钢笔，拧开笔帽，在纸上划了两下，满意地笑了，付了钱，揣着钢笔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那支钢笔在年轻人手里的样子，像根刺，扎在林建军眼里。
他站在原地，看着玻璃柜里空出来的位置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日头渐渐西斜，透过供销社的窗户，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像个被拉长的、无力的叹息。
女人收拾着柜台，看他还站着，又开口了：“行了，别看了，再看也不是你的。
赶紧回家吧，晚了路上不安全。”
林建军没说话，慢慢转过身，走出供销社。
门外的风比刚才凉了些，吹在脸上，带着土腥味。
他攥着那五毛钱，走在土路上，脚步沉重。
路边的玉米地己经黄了，穗子耷拉着，像他此刻的心情。
他想起妹妹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样子，眼睛亮得像星星，说：“哥，我以后考上大学，挣钱给你和妈花，再也不让你们受穷了。”
可现在，连一支像样的钢笔都给她买不起。
贫穷不是一句空话，是攥在手里的五毛钱，是玻璃柜里那支三块二的钢笔，是妹妹眼里的星星，和他眼里的无奈。
它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死死地攥着他，让他连踮起脚够一够的机会，都显得那么奢侈。
林建军走到村口，远远看见自家的土坯房，烟囱里没冒烟，大概母亲还在缝补衣服。
他停下脚步，把那五毛钱小心翼翼地叠好，塞进贴身的衣兜里——这五毛钱不能乱花，或许能给母亲买包最便宜的止咳药，或许能给弟弟买块橡皮。
至于那支钢笔，只能再等等，等他再挣些钱，等日子再松快些。
可他心里清楚，“等”是最没谱的事，就像镇上老人常说的，“穷日子像磨盘，推着你走，你想停，都停不下来”。
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夕阳把云彩染成了橘红色，可那光亮照不进他心里的暗处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攥紧了拳头，继续朝家的方向走。
他攥着裤兜里那五毛钱，指节捏得发紧，硬币边缘硌得掌心发疼——这是他从砖厂干了三天零活，跟工头软磨硬泡才预支的零花钱，原想着给刚拿到县一中录取通知书的妹妹林建梅买支新钢笔。
供销社的木门推开时“吱呀”响了一声，带着一股樟脑球混着肥皂的味道。
柜台是深褐色的木头，擦得发亮，玻璃柜里摆着搪瓷缸、的确良布料，还有几排用硬纸板隔开的钢笔。
林建军的目光一下就钉在了最右边那支英雄牌上：银灰色的笔帽，笔杆上印着细巧的花纹，标签上“3.20元”的红色数字，像根细针，扎得他眼睛发涩。
“同志，要点啥？”
柜台后穿蓝布制服的女人抬起头，手里还翻着本旧杂志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烦。
这镇上的人她大多认识，林建军家的光景更是谁都清楚——土坯房在镇子最东头，母亲常年咳得首不起腰，父亲早几年在砖窑塌了时没了，家里三个孩子全**亲缝补和林建军打零工凑活，是出了名的“困难户”。
林建军喉结动了动，没敢指那支钢笔，只含糊地说：“我看看……看看笔。”
他凑得离玻璃柜再近些，能看见钢笔帽上的金属夹闪着光，心里盘算着：五毛钱，还差两块七，要是再去砖厂干上十天，说不定能凑够。
可转念又想起母亲昨天夜里咳到后半夜，家里的止咳糖*早空了，弟弟建强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，那二十块工钱刚到手，一半给了药店，剩下的买了粮票和玉米面，攥在手里的五毛，己经是能匀出来的极限。
“看也得有个准头啊，”女人把杂志合起来，“要我说，你们这光景，买支一毛钱的铅笔凑活得了，钢笔那是干部家孩子用的。”
这话像块石头砸在林建军心上，他脸涨得通红，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捏着那五毛钱，指节泛白。
他想反驳，想说妹妹考了全县第三，想说妹妹在油灯下写作业，铅笔头都握不住了，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——人家说的是实话，贫穷像层透明的膜，把他和那些“该有的”隔开了，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。
这时，供销社的门又响了，进来个穿国防绿上衣的年轻人，手里攥着张十块的票子，冲女人扬了扬：“给我拿支英雄牌，就是最右边那支。”
林建军的目光跟着那年轻人，看着女人熟练地打开玻璃柜，把那支银灰色的钢笔拿出来，用软布擦了擦，递过去。
年轻人接过钢笔，拧开笔帽，在纸上划了两下，满意地笑了，付了钱，揣着钢笔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那支钢笔在年轻人手里的样子，像根刺，扎在林建军眼里。
他站在原地，看着玻璃柜里空出来的位置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日头渐渐西斜，透过供销社的窗户，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像个被拉长的、无力的叹息。
女人收拾着柜台，看他还站着，又开口了：“行了，别看了，再看也不是你的。
赶紧回家吧，晚了路上不安全。”
林建军没说话，慢慢转过身，走出供销社。
门外的风比刚才凉了些，吹在脸上，带着土腥味。
他攥着那五毛钱，走在土路上，脚步沉重。
路边的玉米地己经黄了，穗子耷拉着，像他此刻的心情。
他想起妹妹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样子，眼睛亮得像星星，说：“哥，我以后考上大学，挣钱给你和妈花，再也不让你们受穷了。”
可现在，连一支像样的钢笔都给她买不起。
贫穷不是一句空话，是攥在手里的五毛钱，是玻璃柜里那支三块二的钢笔，是妹妹眼里的星星，和他眼里的无奈。
它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死死地攥着他，让他连踮起脚够一够的机会，都显得那么奢侈。
林建军走到村口，远远看见自家的土坯房，烟囱里没冒烟，大概母亲还在缝补衣服。
他停下脚步，把那五毛钱小心翼翼地叠好，塞进贴身的衣兜里——这五毛钱不能乱花，或许能给母亲买包最便宜的止咳药，或许能给弟弟买块橡皮。
至于那支钢笔，只能再等等，等他再挣些钱，等日子再松快些。
可他心里清楚，“等”是最没谱的事，就像镇上老人常说的，“穷日子像磨盘，推着你走，你想停，都停不下来”。
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夕阳把云彩染成了橘红色，可那光亮照不进他心里的暗处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攥紧了拳头，继续朝家的方向走。